【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刚】

自2019年12月访问东京后，2023年8月再度来这里，中间相隔了近四年。表面上看，新冠疫情阻断了中日民间的往来，但再度步入羽田机场时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轻松，边检、海关官员看外国人进入日本的眼光，让人能够感觉到一种冰冷。

(相关资料图)

东京的车站（作者供图）

早已经没有了去“役所”（政府官厅）局长办公室长谈的机会，勉强能够约到的政府官员，一定要在役所外面的星巴克咖啡厅见面。各自要一杯165日元（约8元人民币）的冰咖啡，聊聊各自家庭、朋友的新情况，不提日本经济，不谈中国，彼此非常小心。

银行或经济团体的情况要好一些，尚能进入到会议室一起探讨一下中日关系。谈经济免不了数字，每个人对数字的选取、对数字本身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数字毕竟能让参加讨论的人有个比较的标尺，从数字中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趋势、中日关系的指向。

四年之间，让人感触最深的便是中日心理、外交、经济之间的距离。原以为安保三文件、经济安保政策不太可能在本质上改变日本社会，但到了日本一看，情况比媒体报道的要严重很多。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的经济已经失落了三十年，因失落而在政治上选择进一步保守，社会上也出现了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种希望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国家困境的“新的战前”的氛围。

这样的变化，对日本自身来说是巨大的风险，日本周边国家今天也比二战后任何时期都受到了这一变化的影响，因此人们不能不直视这种日本风险。

“去风险”的经济恶果

8月到了东京后，听拜访的友人们谈中国，“去风险”（De-risking）一词出现的频率颇高。

十几年前，日本的相关人员谈中国时，比较喜欢用“中国＋1”或“中国＋N”这样的词，不希望将太多的资源集中到中国。

从日企投资的结果来看，1992-2021年30年时间里，中国大部分时期是日企投资的首选国家；近10年，印度的得票率不断提升，到2022年赶超中国，成为日企投资首选地。2023年版的调查报告会在11月底发行，而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透露的信息来看，2023年印度将维持第一的位置，之后中国若想重回这一榜首，存在不少困难。

《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业务发展调查报告——2022年度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结果（第34次）》，18页。

为什么日本强调“中国＋1”这么多年，到了2022年才有了确定的效果？是不是“去风险”契合了日本企业的需求，发挥了作用？

从2023年7月《日本贸易促进机构世界贸易投资报告——面对脱钩风险的国际商务》给出的数字看，单单2022年，日本对外投资的收益率，在中国逾18%，大大超过了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收益率（不到14%），更比欧洲（10%）、北美（9%左右）高得不是一点半点——也正是因为比北美高出一倍的投资收益率，让日企在过去30年里将中国当成投资的首选国。

《日本贸易促进机构世界贸易投资报告》2023年7月新闻发布会资料，56页。

很多时候日企在强化海外投资的时候，弱化了在日本国内的投资，但汇率、国外劳动条件等发生变化后，又可以出现国内国外投资二者并举的情况。从国际协力银行的调查来看，2018年以后，日本国内和海外投资的比重差距开始接近，2022年缩到18.0%，而在2011年两者差超过了60%。

《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业务发展调查报告——2022年度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结果（第34次）》，15页。

日本政府强调“去风险”等同于“去中国”，而印度能因此获得巨额的日企投资？在笔者看来，至少难以在印度重新上演像1992-2012年那样巨额、长期投资中国的盛况。日本开始重视其国内的投资是一方面，日本企业的技术、产品制造能力、开拓世界市场的潜力等，也均已今非昔比。

日本对华“去风险”的结果，必然阻碍中日贸易的发展。从贸易振兴机构发表的数字看，2023年一季度中国对日贸易与2021年第一季度比只增加了5.3%，而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如和韩国增加了22.4%，和东盟更是增加了32.3%。

日本的一些政治家、评论员喜欢在“中国危机论”和“中国威胁论”中做选项，现在看着中国成长壮大、看着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屹立不倒，心里更加恐惧，从而也进一步将经济上不断成长的中国视为威胁，而不是机会。

要知道，日本在失落的三十年中，普通市民生活能维持水平基本不降级，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日本企业能够从中国拿到极高的投资收益率，国家能从中国进口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去风险”的成功，则意味着主动放弃投资的高收益，减少从中国的进口，日本最终遭遇的恐怕是经济上的进一步失落。

经济安保中的半导体风险

这次访日，看到在东京书店里，半导体方面的书籍忽然占据了C位，东京大学教授黑田忠广的《半导体超进化论》、原在日立负责半导体技术的评论家汤之上隆的《半导体有事》、《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久保田龙之介在匆忙之中写就的《半导体立国：日本的逆袭》等，和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米勒的《芯片战争》炫奇争胜。

买回日文书籍后赶紧阅读了一遍，总体感觉是：半导体让日本终于有了能够摆脱经济失落，重新获得发展的机遇。

而就在上个月的23日，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将23种高性能半导体制造装置正式纳入出口管理对象中。《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认为，这是日本“与要将中国从半导体供应链驱除出去的美国相呼应，是事实上的对中国限制”。经产省则在2023年5月发表的“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中设想，采取出口管制后，2030年左右，“日本国内的半导体生产企业销售总额将达到15万亿日元，为2020年的3倍”。

可以确定的是，日本正试图以半导体为龙头，强化设备投资，通过压制中国的方式，让日本经济发展出现新态势。

在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品的产量占据了世界市场的一半以上；如果没有日美半导体大战，美国强迫日本在本国市场上必须使用三成左右的美国产品，实际上日本能拿下世界半导体产量的八成以上。

日本在当时是世界最大的家电出口国，同时日本研发的手提电脑、日本组装的机床等，消化了大部分半导体产品。但进入2000年以后，日本的家电、IT数码产品、机床等精密装备均从世界主流品牌、重要产品目录中淡出，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也随之失落。到2020年前后，日本在世界半导体市场的占比已经不足10%，即便是这10%，也大都为没有价格优势的大宗产品。

在禁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装置前后，日本加大了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首先在2021年去台湾招商引资，让台积电到熊本建设48纳米的芯片工厂，为此日本政府补贴6000亿日元，拿出了建厂的一半成本。2022年，丰田、日本电气、软银等出资73亿日元成立了半导体企业Rapidus，在一台设备都没有的情况下，经产省已经决定为其补贴3300亿日元；Rapidus将在北海道建设工厂，总建设运营费用为5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有可能出资大部分费用，而业内人士认为为Rapidus提供数万亿日元是理所应当的事。

图截自Rapidus官网

想着在日本有了台积电技术，用本国装置建设新半导体企业后，日本电子工业、装有最新半导体元件的机械工业等有了奋发的基础。但访日期间，从大企业、银行、经济团体那里都未能找到使用最新芯片的相关产业的投资案例。在半导体之外，比如电动车、5G、人工智能、大数据、数据库等方面，也并未出现投资的态势。

日本产的高端芯片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不可能向中国出口，那么日本投资的最新半导体工厂，到底要将产品卖到哪里去？是否在日本国内外具有了充足的市场？这些问题在日本完全找不到答案。

况且，台积电的3纳米芯片生产线早已在运行，早于日本建设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的3纳米芯片生产线也已在建设中，而北海道的3纳米工厂最早也要到2024年开始建设。同样的3纳米工厂，台湾那里使用的是已经折旧完的生产线，美国则可能是早于日本开始折旧的生产线，日本最后——在生产成本上不占优势，日本建造3纳米生产线的意义何在？简单地思考一下，就会觉得风险无限。

经济安保的最大目的在于能够在经济上让日本一直处于压倒中国的优势地位，但日本本身并无使用芯片的市场优势，重打鼓另开张的供应链不具有成本优势。换言之，经济安保最集中表现为日本的政治正确，因此扭转经济安保政策绝非易事，相关的日本风险也必然会成为拖垮日本经济的沉重包袱。

新风险：“台湾有事”及“新的战前”社会气氛

2023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和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比，今年中日双方更加没有了纪念的气氛。

《朝日新闻》在12日当天则是发表了采访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的文章，称“（中国）看上去很霸权主义。”文章特别强调了2022年日本发布的与安全保障相关联的三个文件，指名道姓地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

访日期间和诸多朋友谈及中美关系，笔者认为：中美在军事上存在对立；在政治上，看得出来美国要与中国竞争；但在经济上，尽管有高关税等障碍的存在，美国也并未放弃对中国的这一依赖；同时在气候环境等方面，中美一直在探索合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并非日本媒体报道的只有单方面的对立竞争。

反观中日关系，从日本媒体报道上看，除了对立，几乎无任何可以合作的地方。

在日期间见了不少常年从事中日经济交流的人士，很多时候从他们的口中已经听不到去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5周年的相关内容。谈美国与中国的往来时，一些人认为中日不一样，中日谈也谈不出个结果，不如不谈。在重要经济团体年内访华的问题上，有人对笔者说，日本主要经济团体的领导年内日程早已经排满，不可能一起去中国访问，也没有太大的必要。

东京大企业聚集地“大手町”（作者供图）

原以为只是媒体喜欢炒作“台湾有事”，结果在书店里看到了和台湾相关的各种书籍、杂志，随手翻翻，内容大同小异，无非强调唇亡齿寒，“保卫”台湾义不容辞。往深里看，这些更是在强调日本军费理应从GDP的1%限额扩充到2%，做好迎接战争、参加战争及发动战争的准备。

麻生太郎8月7-9日到台湾谈“战争决心”，日本大部分舆论对此只是做了“客观”报道。民间人士中，“日中未来研究会”等发表了“抗议麻生太郎自民党副总裁正式访问台湾及在台湾的暴论”的声明。但总体上看，这和安倍晋三在2021年12月1日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一样，舆论相当接受这些曾出任过首相的政治家们的对台政策。

麻生太郎在台发表煽动性言论（图/台媒）

日本艺人对现时的社会氛围感触更为敏感一些。2022年12月28日，朝日电视台主持人森田一义在节目中谈及“新的战前”这一概念。笔者知道森田去日本地方拍摄过较多的历史题材节目，其中不少和战争有关。在他看来，媒体如此热衷于谈“台湾有事”，2022年整个议会的政治家集中讨论的题目仅仅是“安保三文件”及“经济安保”，这些和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时代有太多的相似点。

今天的“日本风险”在于要明确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峙，不惜采取军事手段。日本已经在军费、军备方面做好了准备，随时会参加战争；如果没有战争的话，以目前的经济安保三文件，日本也可以首先发动对敌基地的攻击。

结语

日本经济在2012年安倍晋三入主内阁后，从当年的6.27万亿美元，已经下滑到了2022年的4.23万亿美元（减32.53%），成为7国集团（G7）中唯一经济不断收缩的国家。

但处于“新的战前”的日本，宁愿经济再度下滑一些，也要在高科技方面遏制中国的发展，在对外贸易上减少与中国的经济往来。

日本曾经通过1931年的“9·18事变”点燃二战导火索，二战的结果让日本大部分城市化为焦土。现在日本“新的战前”气氛与二战前大同小异，日本风险不仅是日本的风险，也是世界、是中国将要面对的重大风险。